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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滕泰：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
用户笔名:龙天圣 发布于 2021-05-22 已读: 8053 ( 本贴子由网友发布,内容与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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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今美国社会分裂的程度堪比南北战争之前和越南战争之后。寻找这些社会分裂背后的根源，经济增长的长期严重分化，其实是比种族和价值观分歧更强有力的推手。1990年以来，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少数新经济产业、少数地区、少数人口主导的增长，大量人口成为增长的旁观者。特朗普虽然曾于2016年利用这种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和社会分化成功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是却没有能力改变这种不平衡增长的经济规律，反而因为利用社会分化而制造了更严重的社会分裂。虽然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普惠性要远远大于美国，但如果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也将面对类似美国的经济增长大分化，中国的企业、投资者和社会治理如何应对呢？
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带来的社会大分化
1990年以来的美国经济，是以新经济引领全球增长的30年，也是美国经济史上出现严重分化的30年。
从资本市场市值来看，1990年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包括IBM、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高特利、施贵宝、杜邦、通用汽车、AIG、太平洋煤电；到了2020年，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则是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谷歌母公司）、Facebook、特斯拉、维萨、强生、沃尔玛、摩根大通。可以看出，30年间榜上公司已经完全换血，曾经名列前茅的传统制造业（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杜邦）、烟草（高特利）、能源（埃克森美孚、太平洋煤电）等行业已经退出排行榜前列，而占据前几位的亚马逊、Alphabet、Facebook、特斯拉等都是1990年之后才成立的新兴科技巨头公司。
美国各行业的增长速度和占比变化所反映的经济分化与美国股市市值排行榜变化高度一致。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劳工统计局（BLS）的统计，1987至2018年间，美国产出增长最快的四个行业中有三个与IT相关：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年均增长8.78%）；数据处理、网络出版和其它信息服务（年均增长8.64%）；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年均增长6.74%）。1990年到2019年，包含法律服务、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在内的“专业和商业服务”行业持续增长，在GDP中的占比从8.9%增加到12.6%。
与美国新经济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产业的相对萎缩，其中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16.7%下降到2020年的10.8%；零售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从6.9%下降到5.4%，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的传统百货业就已经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关店潮”，梅西百货（Macy‘s）、西尔斯百货（Sears）和杰西潘尼百货（J.C.Penney）的闭店计划都已经持续数年。2017年美国有8139家零售店关闭，2019年全年达到9300家。据瑞银预测，到2026年，美国大约将有7.5万家线下门店将关闭。
除了传统产业和新经济的分化之外，很多产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头部企业赢者通吃，而腰部和尾部的企业不断受到挤压。比如，谷歌搜索占据了全球81.5%的市场份额，亚马逊占据30%以上的全球云计算市场份额和47%的美国电子商务市场份额，苹果和谷歌在智能手机应用市场领域、Facebook在社交网络领域、微软在操作系统行业、迪士尼在动漫影视、主题公园等领域，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多地中小企业选择关闭。
经济分化在区域上的影响就是造成传统产业主导的地区经济衰落、新经济主导的地区经济扩张。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等在内的“锈带”地区，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除了少数城镇通过转向高科技和服务业保持了较好的发展状况，大部分经济增长情况并未好转，甚至持续恶化。而以信息产业、文化娱乐、生物制药等新经济、软产业为主的东西海岸各州的经济则持续增长，加利福尼亚州GDP占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4.6%。如果将它视为一个国家，那么加州超过3万亿美元（2019年）的GDP可以在世界各国中排在第五位，居德国之后、印度之前。在10年前，加州在这项排名中为第十位。对比加州与密歇根州的GDP增速会发现，加州的增速、稳定性、持续性和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恢复的速度，均明显强于密歇根州。
经济增长不平衡造成美国过去三十年收入的严重分化。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美国大学博士毕业生人口，专业，与就业调查报告》（2017），在2008年到2017年间，美国中部各州的理工科博士大多呈流出状态，而东西海岸的州则是接纳这些高素质人才的流入状态。2020年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一开始，就表现了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在通用汽车的工厂关闭后，当地工人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困窘情景，这与加州、纽约、波士顿不断诞生、壮大的超级富豪群体形成鲜明对比。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3上升至2020年的0.48，贫富差距呈恶化趋势。
2019年，美联储理事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自1989年以来，处于40%-70%分位的家庭，其财富增幅远远落后于70%-90%和90%-100%的家庭。有人认为，美国的家庭收入结构正在从良性的“橄榄型”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演变。
不平衡增长和经济分化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分化和分裂：大量传统产业、相关地区和人口被这种不平衡增长“甩下车”，由此产生并积累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很多原本可以淡化、隐藏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不断爆发出来，放大了种族、文化、政治观点的对立，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甚至分裂。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正是抓住并利用了这种情绪获得了胜利，然而他除了利用上述分化捞取选票之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也只能黯然离场；拜登在林肯纪念馆以“It time to heal”（是时候弥合了）为标题的演讲揭示了特朗普所造成的分裂和伤害，并最终赢得了大选，但是如果他不能改变上述不平衡增长规律，要真正阻止美国社会的继续分化和分裂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济即将迎来增长大分化时代？
2020年，同样是受到疫情冲击，中国的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制造业增加值只增长了2.3%，而住宿餐饮业负增长13.1%；即使是在没有疫情的2019年，这三个行业的增速分别是21.6%、4.7%和5.5%——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普惠性增长之后，未来中国经济会不会也出现产业、区域、人口和收入的巨大分化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以来，中国“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按现价计算的增速比同期GDP增速高1.5-3.9个百分点。有关研究显示，信息技术的增速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个百分点[1]。各种新经济、新业态在带来新增长的同时，正在对传统业态形成全面碾压和挤出。例如，在商业零售领域，线上销售迭代发展，连锁卖场、百货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杂货店等传统商业零售形式不断受到冲击。2011年以后，中国网上零售额一度达到67.5%的高增速，尽管目前已经有相当大程度的回落，但2019年16.5%的增速也远远高于传统零售业1.06%的增速。
除了产业分化之外，各行业内部的“头部化”现象也日趋严重。例如，在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上，2019年支付宝和腾讯财付通合计份额达到了94%；在中国网约车市场上，滴滴出行及其关联平台花小猪两者订单量合计占前8家平台总订单量的90.58%（2020年10月交通部数据）；在中国的外卖市场上，2019年3季度，美团和饿了么两家的份额就接近98%。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统一大市场催生超大型的头部企业，加上资本的助推作用，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就形成了流量、数据、资本、人才等要素的聚焦，从而对腰部、尾部的企业形成挤压。
装配了新经济引擎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少数都市圈迅速把那些以传统产业为增长动力的地区甩在后面。2020年，中国软件业同比增长13.3%。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占了收入的80%，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只占5%和3%。工信部全国遴选的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长三角有10个、珠三角有6个，地域之间的不均衡也非常显著。就像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加州、纽约、大波士顿地区等几个新增长极、日本也造的东京都市圈GDP占全国一半，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前五的省份GDP之和已经是排名后五省区的17.37倍，未来这个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生产要素继续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新经济的增长极聚集，在以传统产业主导的中西部、东北地区会不会有更多城市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旁观者呢？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而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则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地区，如广东省增加2170.94万人，增长20.81%，浙江省增加1014.0697万人，增长18.63%，重庆市增加320.80万人，增长11.12%，江苏省增加608.71万人，增长7.74%。随着高铁等现代化交通设施、互联网等信息手段普及面越来越广，人口的流动效率还将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向新经济、新产业发展机会多的城市聚集。一个根据IT技术网站会员登录情况做的粗略估计显示，中国程序员总数的66%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几个省市，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提高。
人口不均衡流动的背后是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各行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比区域收入差距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7.53万元，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3.89万元；而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7.46万元，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5.30万元，均有一倍左右的差距。
从增速来看，在数据可得的2014年到2020年这7年中，制造业工资增速只有两年高于信息产业工资增速，到2019年以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速分别为9.42%和7.28%，高于制造业5.88%和5.21%的增速，与住宿和餐饮业-2.46%和-3.40%的负增长状况更是差距明显。
而新经济的头部企业则进一步增加了与普通企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例如有媒体根据腾讯年报财务数据折算，2020年腾讯员工人均年薪为81.11万元，是信息业人均工资的4.62倍。比收入差距影响更大的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传统产业从业者除了面临着收入增长停滞，会不会还面临更大规模的失业风险？
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非均衡增长已经对美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恐怕才刚刚开始。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分化时代，中国应充分重视并及早采取对策。
首先要前瞻性地认识到相对普惠的增长时代渐行渐远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走过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阶段、赶超阶段特有的普惠式增长之后，必然进入更加不均衡的增长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经济的发展速度高于传统产业，这本身既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是难以逆转的经济客观规律，对此不但应该接受，而且还应支持和鼓励，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过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平衡增长所必然带来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化，并从社会管理机制上前瞻性地做好应对。
无视未来的经济不平衡增长规律，不接受传统产业增速必然回落的规律是不理性的——在某些地区，继续发展已经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不可能为这些地区提供振兴的机遇，只会让它们在复苏的路上背上更重的包袱。对于某些地区阶段性地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人口流出等现象，既要深入研究采取对策，也要“平常心”看待。资源、产业和人口按照市场化规律流动，在某些阶段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过了这个阶段，一旦生产要素价格和边际生产率发生变化，这种资源流动就会重新选择方向。
对于新老更替的经济规律，既不能对抗，也不能消极等待、被动接受，正确的做法是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规律，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期，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应该更加注重研发、设计、品牌、体验等软价值创造，通过产品创新、内容创新、体验创新来引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创造新需求。在推动传统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些传统产业主导的地区也必须更加重视新经济的发展，从打造软环境、导入软资源入手，渠道培育本地区发展新经济、新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针对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头部化”情况，一定要区分新经济中的“婴儿”和“巨头”，切勿像前些年一样像用支持婴儿的政策来支持新经济领域的巨头，对于头部平台企业既要保护平台或企业的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又对其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予以监管，并兼顾中小企业的平等发展权利；在执法中，则须准确识别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等市场垄断。不仅如此，必要时可以向这些新经济巨头开征“数据资源税”等，用以补偿安置和培训传统产业转岗人员的财政开支。
面对产业分化、区域分化和人口收入分化，仅仅靠财政转移支付是不够的，必须推动更科学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看， 2018年全国31省区市只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8个省市净转移支付为负，即有能力支持中央和其他省区财政，而其余23个省市区净转移支付均为正数。从除了从再分配和额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要增强中低收入者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之外，还应加大初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改革力度，在初次分配中要减少资本和土地要素获得的超额收益，减少头部平台企业的超额收益，提升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益；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讲，要形成更大规模的可持续社会捐赠机制。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
最后，除了各种扩大就业的政策，还要充分认识到新时期财产性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补偿作用，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多人看到了资本市场的巨大财富效应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却忽视了资本市场投资机会每时每刻都是向全社会所有投资者开放的现实——财富增长机会不仅仅属于上市公司的创始人、高管和员工，同样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投资者。过去三十年，虽然美国很多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但美国股市上涨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却成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增长来源之一，从而使很多在传统产业转型中受到冲击的家庭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和提高，资本市场几乎成了美国最大的社会稳定器；相对而言，中国资本市场1.8亿投资者在总人口的占比还比较低，资本市场带来的收益对于国民收入的普惠性还不够，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定位也偏重融资功能而忽视其投资回报功能——当一个国家进入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之后，不论是对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而言，国民作为股东的资本收益总额相对于工资所得而言必然越来越重要，此时如何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家庭成为中国经济的“股东”、享受国民经济的资本所得，将成为未来经大分化时代的重要社会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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