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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斯大林主张过“划江而治”吗？ |
用户笔名:okzhou 发布于 2021-05-26 已读: 4319 ( 本贴子由网友发布,内容与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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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大林曾主张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定论，而曾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却对此“含糊其辞”，这段历史谜案是另有隐情，还是一场中苏高层间的误会？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读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的读者，对这番表述，可能极不以为然，甚至视为“差错”，随手翻过去。其实，在似乎闲笔中，可能藏有作者的深意。
与普通翻译不同，师哲曾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要职，对高层决策背景了解深入，只是出于种种考虑，在信息披露时往往有所取舍，给后人解读带来困难（在这本名著中，类似情况颇多），而解放战争末期，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阻止解放军南下，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划江而治”曾被认为是定论
在一般读者眼中，斯大林曾力主“划江而治”，似已成“定论”。一是1949年初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曾秘访西柏坡，二是毛泽东访苏，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指责”，表示道歉。在《大决战》等电影中，都明确认同此论。
此外，还有更多证据：如《党史资料通讯》第52期披露，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在《出使苏联八年》一书中也称，1955年，周恩来曾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文中说：“后来我（指毛泽东）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表示：“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向青先生的《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一文可为佐证。
杨尚昆未参加西柏坡会谈，而师哲是那次会谈的翻译者。没绝对把握，相信他不敢也不会翻这个案。
在《师哲回忆录》首版两年多后的1994年，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刊发了《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一文，为师哲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毛泽东为斯大林拟复照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主力，此前因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为避免桂系把持中枢，蒋介石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之职，将他从南京挤到武汉，去当华中剿总总司令，并任刘峙为华东剿总总司令，以分其权。可随着刘峙的主力覆灭，拥兵40万的白崇禧成了“擎天一柱”，这是逼蒋下台的资本。
蒋介石走投无路，1月8日，命吴铁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促成国共和谈。
1月1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去电，通报相关信息，并称：“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斯大林建议中共提出“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特别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国家（指美国）”等条件。
第二天，斯大林又发电解释：“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
在后来几天电报中，斯大林建议中共：不停止军事行动、通过谈判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等。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复照国民党政府，拒绝参加调停，其中内容是毛泽东亲笔拟定的。
从电文看，斯大林并无“划江而治”之意。 很长一段时间，米高扬被认为是斯大林派来阻止解放军南下的钦差大臣。但师哲曾说：斯大林与毛泽东已通过函电解决了相关问题，无需再派米高扬来说什么。而且米高扬1月30日到西柏坡，比中苏电报沟通晚了20天。
据俄罗斯公布的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报告，确无“划江而治”方面信息，米高扬在报告中建议中共尽快占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大城市。不仅不阻止，反而主战。
斯大林的“双线策略”
从原始档案看，并无“划江而治”，可为何当事人却咬定确有此事呢？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衔天先生在论文《“划江而治”的风源》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提出“划江而治”的是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推测，斯大林采取了“双线外交”策略，通过罗申与国民党政府联系，以维护《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既得利益，同时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联系。罗申与科瓦廖夫互不知情，分别对斯大林负责。
显然，这种机制极易引发误会。
从1948年春起，罗申便不断散布苏联会在国共间调停，以离间美蒋关系（可能也有两面下注的考虑），由于未与中共沟通，造成误会。毛泽东得知罗申的言论后，愤怒可想而知，但苏方尚未正式提出，中共也难正式回应。米高扬此时来华，其目的很可能被误解，甚至将其个人言论视为苏方在摸底、造势，进而给当事人以这样的印象：苏方后来未再提“划江而治”，是中共强硬回应的结果。
微妙的是，苏联与中共在具体问题上已有不少纠纷，以东北为例，1948年2月苏联提出在黑龙江等边界航道建灯塔，苏方负责修，所有权属苏，3月10日毛泽东答复：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界标管理权属中方。5月14日，苏方又提出派飞机、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20日中方回复：“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
斯大林能感受到毛泽东不满，但不知道为什么不满，在中国问题上，他此前曾多次犯错，也许，如果双方交流充分，误会不难消除，但斯大林必须维系他绝对正确的神话，所以他只好用“胜利者不受指责”等外交辞令来模糊处理。而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首次对斯大林观点坚决抗争，在他看来，斯大林的道歉只可能是为了“划江而治”，所以毛泽东后来反复提起此事。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真相如何，尚需更多材料。
一本需从字缝中看文章的书
令人好奇的是，师哲为何不正面谈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而是去纠正“南北朝”的措辞？这可能是个安全策略，将来可以用歧义来自我辩白：我谈的是用错词，没谈史实真伪。在书中，师哲常使用这种暗示法。
毛泽东访苏时，三次想和斯大林谈心，倾诉怨言，但斯大林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毛泽东指着王稼祥说：他当年也曾反对过我。但斯大林依然没接话茬。
乍一看，这样的细节似乎琐碎，其实背后埋藏着丰富的潜台词：抗战结束后，斯大林在国共和谈中起过不良作用，解放战争初期，毛多次计划访苏，但斯大林一度在国共两面下注，便不断搪塞，到后来斯大林甚至说“苏联各地粮食收购工作已开始，苏共领导人将分赴各地收购粮食”，毛不解地问道：“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要从事这项工作吗？”几个月后，斯大林再邀毛泽东访苏，毛则称身体不适，或说战役正在进行，没时间。
事实证明，恰恰因为沟通不充分，加上新的误会，对后来中苏关系发展留下了阴影。明白了这些，才能懂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初期谈判为何会陷入僵局，而双方最终突破隔阂、达成协议，也确实展现出两位巨人登高望远的胸襟与智慧，种种关窍，知者心领神会，而不知者只会觉得索然无味。
口述史不等于口述实录
师哲有两本回忆录，一是《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著），一是《我的一生》（师秋朗笔录），有趣的是，两本书中师哲形象迥然不同，前者偏理性，后者更性情。
李海文曾说过，师哲个性强，情绪波动大，长年在苏生活（15年），对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留下影响，比如他陪高岗访苏，高岗让他帮拎公文包，师哲推说记性不好，怕弄丢，一口回绝。他和高岗是老乡，说话较随便，但颇可见其性格。
对于领袖，师哲多以平视眼光审视，常有独到见解，但也会因过度自信而出现误忆、前后说法不统一等问题。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对写作者的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口述史并非简单的“你说我记”，它应该超越普通采访、审讯记录的水平，这就需要作者深入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并对当事人叙述保持高度警觉，随时排除其中含混、主观、虚假的成分，绝不能为了生动、现场感而牺牲真实性。
近年来，口述史颇受追捧，相关书籍、文章不少，但真能称为“史”的却寥寥无几，许多宝贵的口述资源被写成了个人秀、单方控诉，实为莫大浪费，而李海文这本《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堪称为后来者垂范。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已出版多年，在时间检验下，其品质更加凸显。它并非一本以猎奇、挖内幕、找小道消息为目的的书，而是需要读者反复品味，学会从字缝中看文章，才能豁然开朗。将这样的书修订再版，不啻真读史人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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