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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面对美国战略遏制，中国怎么打？借鉴谁？ |
用户笔名:okzhou 发布于 2021-01-03 已读: 5084 ( 本贴子由网友发布,内容与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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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月来，“封杀”“禁止”“制裁”等字眼频频出现 在中美关系的相关新闻中。从华为到香港，美国下手一次比一次狠。
就在7月21日本周二，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两天后，中国启动强硬的反制措施：作为“回礼”，中国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不知不觉，从2018年4月的中兴事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已有两年多，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产业经济最大的焦虑，也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近现代中国浮浮沉沉，构成了一部屈辱史，亦构成一部发展史。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从1978年的不到2%，上升至2019年的16.4%。同时，中国早已不满足于充当生产玩具和袜子的劳工角色，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站在食物链顶端享受既得利益的舒适圈。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一个必然事件。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一局面呢？
回归理性，以史为鉴
美国有本事在过去200多年里，从一个英国殖民地，跃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用经验积累起来的打法。
美国打过英国，打过日本，打过苏联，一身武艺，一身是胆。虽然今天特朗普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他出的每一招都有章有法、有板有眼，打得中国很痛。所以，美国对中国在贸易、科技和政治上的遏制，并不是一个冲动的结果，而是一个理性博弈的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用一种“义和团式”的民粹主义思潮来对抗美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美国人越是步步紧逼，我们就越需要回归理性，就更应该以史为鉴，去看看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其他竞争对手，他们是如何应对遏制战的：谁失败了，谁又成功了？
失败案例：日本
首先讲一个失败案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经济面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为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占到了50%。
于是，美国向昔日的小伙伴高举“屠刀”：先是在高科技领域，美国通过24次“301反倾销调查”、舆论战和一纸《美日半导体协定》，全面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随后干预外汇市场，迫使日元升值。
1985年，美国“逼迫”日、德等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说到底还是美国要求日、德等国家减少对美国出口，以及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并扩大内需市场。
日本人的死穴可能是缺乏独立性。除了军事外，日本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也很差，依附于当时日本中央财政机关“大藏省”。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有三大调控工具：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而日本央行只能进行公开市场业务，其它两项政策的制定需要和“大藏省”协商。
所以，只要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日本央行。日本央行也只能乖乖照做，不断下调利率直至3%，但依然没有满足美国的胃口。
于是两年后，在“卢浮宫会议”上，美国不希望通过提高利率来稳定美元，转而要求日本和德国降低利率。日本政府响应了号召，要求央行把利率下调至2.5%的历史最低水平。
长期的低利率，导致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急剧增长。银行和企业苦于找不到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纷纷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两个大池子中，由此出现了巨大泡沫。
等到1989年，日本因通胀压力和愈演愈烈的投机之风，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比如连续5次上调利率。
结果，突如其来的信贷紧缩导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双双破灭，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倒闭，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从此进入“失去的20年”。
成功案例1：德国
有人或许会问，当年签了《广场协 议》的还有德国（1990年之前为联邦德国），他也是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但为什么德国没有失去20年呢？
《广场协议》签订后，德国的货币——马克，同样出现升值。1985年至1995年，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从2.9马克/美元上升到1.4马克/美元，升值幅度超过100%。
但同是货币升值，日、德的手段和结局却大相径庭。德国当局态度很明朗，果断选择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德国将控制货币发行量、稳定国内物价放在首要位置，这也意味着放弃了货币汇率的稳定。
与日本央行不同，德国央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保持极强的独立性，联邦政府无权干预。
同样面对《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度时，德国官员说：抱歉不行，我们中央银行跟你们美国一样是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制定是由委员会投票表决的。
德国就用这一套软钉子把美国人顶了回去。
尽管马克大幅度升值，经济出现下滑，但德国政府一直将存款利率维持在3%以上。与此同时，德国还利用了各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抵消货币升值的影响。比如，德国央行将抵押贷款利率和贴现率都降低了0.5%，以刺激出口。
正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得德国的通货膨胀率长期稳定在较低的3.7%，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出现经济泡沫。
成功案例2：台湾
除了货币和贸易政策的灵活应对措施外，在产业政策上，中国台湾也为大陆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发。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中国台湾利用这一契机，依靠加工出口型工业实现腾飞。
但是到了1980年代，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弊端显现，对美贸易顺差过度膨胀，新台币出现升值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滞胀”、美元升值，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人开始要求新台币升值，并减少台湾对美贸易出口。
台币升值自然使得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导致了资产泡沫。为应对危机，当时台湾地方政府应对的办法是什么呢？
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了《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并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半导体和IT产业，倒逼自己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用产业经济的调整来回应美国人。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富士康等大企业的崛起，跟那一轮美国压迫和产业经济转型有很大关系。
中美“搏弈”，重点在“弈”
在遏制的过程中，美国突然发现，那个好欺负的“东亚病夫”不见了。新的角色让世界，甚至是中国自己都感到陌生。
于是，中美正式上了牌桌，展开新一轮的“搏弈”。表面上是“搏”，互相搏击、互相侵蚀，其实最本质、决定胜负的那一步却发生在“弈”，也就是见招拆招、以我为主。
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同时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内需市场，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招数，并不能完全得到美国企业的响应，也不一定能得到它所有盟友国的呼应。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应对美国，中国仍然有可能退两步、进三步，重塑竞争的态势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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